每經記者｜李玉雯    每經編輯｜陳旭    

8月13日，中國國際金融三十人論壇第八屆研討會在上海舉行。此次研討會的主題為“新形勢下我國金融高水平對外開放”，近30位專家學者、業界人士參會，發表演講并展開討論。

論壇現場 主辦方供圖

國際金融30人論壇秘書長、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玉榮在論壇上表示，本屆論壇就新形勢下的我國金融高水平對外開放展開討論，需要本著以下幾個意識：

第一是開放意識，英國的科學哲學家波普爾曾經強調開放的社會意義，開放是人類社會的朋友，封閉是人類社會的敵人。

第二是大問題意識，偉大的問題產生偉大的答案，時代之問是很重要的。

第三個是前瞻意識，前瞻的洞見產生全球領導力，希望論壇能未來問題導向，面向“十四五”、2035甚至2050。

第四是跨界意識，很多答案有可能在問題之外展開。復旦大學吳心伯教授就強調，金融也許是術，但是大國關系或者國際關系是道，將國際金融放在全球地緣政治等背景下碰撞一下，很多新的洞見就呼嘯而來了。

第五是科技意識，科技國際化與人民幣國際化之間有什么樣的關系，有可能這又是一個新的學科出來了。

在開幕式致辭時，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人民政府原常務副市長、國際金融30人論壇顧問委員會顧問屠光紹針對金融對外開放提出了八個問題：

第一，現在金融開放的國際環境是什么？

第二，國內金融開放處于什么發展階段？

第三，怎樣看待我們目前的金融體系？

第四，如何評價中國金融體系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和競爭力？

第五，目前金融開放處于什么樣的進程？

第六，現階段中國金融開放的重點任務是什么？

第七，中國如何更多地參與全球金融治理？

第八，金融開放總的要求和進程是什么？

屠光紹表示，在當前的新形勢下，一定要回答好這些問題，才能做好高水平的金融對外開放。

對全球通貨膨脹的治理將考驗全球金融

在“全球經濟趨勢：通脹、衰退和應對”專題中，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國際金融3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委員劉元春做了“全球滯脹與金融動蕩是否并存”的主題演講。

劉元春  主辦方供圖

劉元春首先回顧了1979年沃爾克開啟美國通貨膨脹治理的歷史，認為此舉沒有導致美國經濟硬著陸，卻引發拉美經濟出現崩潰。由此提出了一個問題：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當前的政策是否會產生類似的后果？

針對該問題，劉元春分析了此次滯脹的特點，導致衰退的特征，推導出了一個邏輯線：不一樣的滯脹-不一樣的衰退-不一樣的金融沖擊-不一樣的解決方案-不一樣的研究思路與框架。

劉元春說，局部國家的滯脹已經來臨，全球滯脹的出現將是大概率事件。人類歷史上的高通脹一般與戰爭和地緣政治密切相關，瘟疫就像一場戰爭在供給和需求兩端產生不對稱的沖擊，但與戰爭卻有本質的差別。

劉元春強調，我們目前看到的局面是：超預期的疫情中期化；疫情救助的天量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刺激；俄烏沖突中期化；全球化時代第一次大的供應鏈沖擊和大宗商品價格沖擊。

因此，與上世紀70年代相比，本輪滯脹有不同的起源、不同的表現，需要不同的治理方式：需求端要考慮“量寬的退出——路徑設計”、財政赤字的收縮；供給端要考慮勞動力市場調整、結構性改革；而中長期成本問題需要國際協調，涉及到綠色轉型成本、大宗商品成本、防務成本、供應鏈重構成本等。

在上述金融現象下，劉元春提出，全球經濟和金融硬著陸可能快速逆轉全球通貨膨脹的形勢，從而使本輪滯脹沒有想象的那么持久。

保障發展中國家在債務處置中的話語權

在“國際金融規則：意義和挑戰”專題中，中國進出口銀行副行長、國際金融30人論壇成員張文才從國際債務的角度切入，談了自己的思考。

張文才 主辦方供圖

一是如何推動形成有效處理債務的機制。

過去和當前國際上產生的一些在多邊層面進行債務處理的機制，包括巴黎俱樂部、倫敦俱樂部、HIPC、MDRI多邊減債倡議、DSSI和共同框架等，但債權人參與的程度不同，來自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債權人參與程度不及發達國家。今后應考慮如何對這些機制進行評估，總結經驗教訓，研究如何對它們進行改革完善，推動形成更加有效的債務處理機制。

二是如何使各類債權人公平承擔責任。

近年來私人債權人持有的主權債權比例越來越高，根據世行國際債務統計，1970年私人債權在發展中國家主權債務中僅占25%，2020年這一比重提高至60%。但當前私人債權人進行債務處置、債務減免的參與程度仍十分有限，大大降低了債務處置的有效性。目前多邊機構以影響投資、降低信貸質量等為由，不愿參與債務減免。要研究合理可行的債務處理方式，私人債權人、多邊債權人都加入到債務處置中來，與雙邊官方債權人共同公平承擔相應責任。

三是如何保障發展中國家在債務處置中的話語權。

當前IMF和巴黎俱樂部仍是債務處置規則體系的核心，掌握著話語權，往往不夠重視發展中國家債權人的利益訴求。更多發展中國家作為債務國，只能被動接受附加多項限制性條件的處置方式，引發了債務國的抵觸情緒。結合發展中國家實際情況，加強對DSA可持續性分析框架、可持續發展融資政策等現有國際規則的研究，指出其中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并提出妥善修改完善的建議，使發展中國家能夠更好地參與到債務處置中來。

四是如何看待債務數據透明度問題。

債務處置需要對債務規模、融資條件等信息進行有效披露，來評估債務國的債務可持續性情況和處理方式。下一步要研究討論現階段債務披露的界限，形成能滿足債務處置需要，同時符合債權人合理保密需求的方案。

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升級版要關注“四大抓手”

在“深化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前景和措施”的專題中，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副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長金鵬輝表示，2020年底，上海如期實現了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這個戰略目標，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關頭，需要在更高的起點上謀劃新的發展思路。上海市制訂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了“兩中心、兩樞紐、兩高地”的具體目標。在推進過程中，需要著力抓好四個方面，可稱之為“四大抓手”。

第一個抓手是國家戰略。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升級版要牢牢把握這個基本定位，堅持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大局，持續深化與人民幣國際化、自貿區建設、“一帶一路”建設、科創中心建設、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等重大國家戰略的協同聯動，共同打造全國高質量發展的動力系統。

第二個抓手是制度開放，制度規則的國際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

第三個抓手是本幣主導。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是以人民幣金融市場和資產管理為主的金融中心，在拓展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的基礎功能方面，一是要協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項目可兌換，二是要擴大“一帶一路”建設中人民幣的使用，三是要促進在岸離岸市場良性互動。

第四個抓手是面向國際。上海是全球金融要素市場最齊備的城市之一，但國際金融中心更強調國際化程度，而不僅僅是市場體量。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升級版需要面向國際進行規劃，打造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引進國際優質金融資源、培育本土跨國金融機構、吸引國際化金融人才等，促進全球資金、信息、技術、人才等要素資源加速匯聚。

中國銀行執行董事、副行長、國際金融30人論壇成員王緯圍繞“大變局背景下的金融開放”談了幾點思考：更加注重開放的質量和效率，以開放促改革，補齊我國金融改革的短板；充分發揮自貿區在金融開放創新中的引領作用；以綠色金融為抓手，深化國際合作，尋求多方共贏；在對接國際規則的同時，積極參與金融規則制定，提升我國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話語權；做好開放與風險防范的平衡，切實維護我國金融體系穩定。

王緯 主辦方供圖

上海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副局長林文杰表示，深入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需要重點關注六個方面：一是要建設富有韌性、更具活力的金融市場體系；第二，要擁有種類齊全、豐富多元的金融產品體系；第三，要擁有具備國際競爭力和行業影響力的金融機構體系；第四，要擁有技術先進、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礎設施體系；第五，要擁有國際一流的金融營商環境；第六，要擁有匯聚各方合力的工作協調機制。

浦發銀行副行長王新浩談了三點建議：

一是加快建設上海離岸金融中心。進一步推動離岸賬戶與國際規則接軌，合理增加貨幣、股票、大宗商品、保險及金融衍生品、碳排放交易等業務場景，盡快推動上海離岸業務持牌銀行開展離岸人民幣業務。

二是加快完善人民幣金融市場的價格體系，進一步豐富人民幣金融產品和工具，完善市場創新、交易、定價、清算等功能，增強人民幣金融產品全球的定價權和影響力。

第三，加快提升上海全球資產配置能力，進一步豐富資管行業主體，暢通資管投資渠道，更好滿足企業與居民跨市場、跨境配置的需求，合力將上海打造成為資管領域要素集聚度高、國際化水平強、生態體系較為完備的綜合性、開放型的資產管理中心。

上海銀保監局一級巡視員、國際金融30人論壇成員張光平從“中美股市深層次結構高度相似性”這一現象出發，利用最新數學模型計算得出的結果進行闡釋：近十年間，中美股市呈現出深層次結構高度相似性的特點。集中體現為納斯達克成為美國的動力板，深圳股市成為中國股市的動力板，兩個國家股市動力板跟主板引領相似性高達98%。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國際資本的參與。因此，要重視產業政策對股市資金流動的引導作用。

封面圖片來源：主辦方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