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特約評論員 熊錦秋

日前，證監會在答記者問時表示，擬對堂堂會計師事務所（簡稱堂堂所）采取“沒一罰六”的行政處罰，相關主體涉嫌犯罪問題將移送公安機關。具體來看，堂堂所在明知*ST新億年報審計業務已被其他會計師事務所“拒接”的情況下（*ST新億2018年、2019年連續兩年財務造假），與*ST新億簽訂協議，承諾不在審計報告中出具“無法表示意見”或“否定意見”，并要求如發生被監管部門處罰的情形，*ST新億應予補償。

筆者認為，在這一案例中，堂堂所審計獨立性嚴重缺失，監管部門對其追責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舊證券法規定，會計師事務所等證券服務機構從事證券服務業務，須經證監機構和有關主管部門批準；新證券法調整監管方式，將會計師事務所等從事證券服務業務改為備案制。備案并非行政許可，會計師事務所等證券服務機構備案屬于事后備案、告知性備案。應該說，會計師事務所進入證券服務業的顯性門檻大幅降低了。

正是在這種政策背景下，2020年11月2日證監會發布首批46家從事證券服務業務會計師事務所備案名單，除去原有的具有證券從業資格的40家會計師事務所，堂堂所等六家會計師事務所也進入備案名單。此后，堂堂所2020年承接了*ST新億2019年年報審計業務，并陸續承接*ST金洲、*ST斯太等上市公司2020年年報審計業務。

在放松管制、降低從業顯性門檻之后，部分質素較低的會計師事務所也可能進來渾水摸魚。回頭來看，2019年末堂堂所只有3名注冊會計師，這樣的小所承攬到*ST新億的審計業務，本身就值得懷疑。此案提醒我們，在備案制下，應防范部分“問題公司”聘請“問題會計師事務所”，形成一種相互需要的另類審計市場，這既影響證券會計師行業的風氣，也可能嚴重影響投資者利益。

筆者認為，要充分發揮備案制改革的正面效應，減少副作用，就應強化監管執法。事實上，新證券法在取消會計師事務所從事證券業務行政許可準入的同時，也大幅提升了違法違規行為的法律責任。比如，對證券服務機構未履行勤勉盡責義務的違法處罰幅度，由原來最高可處業務收入五倍的罰款，提高到最高十倍。除了行政處罰，違法違規會計師事務所還可能要承擔民事賠償連帶責任，刑事責任則主要包括“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罪”，這些法律責任當然也要追責到位。

此外，上市公司審計業務具有專業性強等特點，具備較高專業能力和風險防范能力的會計師事務所才能勝任，這屬于行業隱性門檻。在對會計師事務所從事證券服務業務由原來核準制改為備案制的同時，強化事中、事后監管成為必然選擇，為此要嚴厲查處濫竽充數、包庇或參與造假的會計師事務所及相關人員。唯有如此，才能守住證券會計師從事證券業務的隱性門檻，對不法行為形成較強的硬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