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劉玲    每經編輯 陳俊杰    

2020年，新冠疫情突襲，加速了千行百業的數字化進程，而政企單位的數字化轉型，尤其是基層政府部門的數字化轉型迫在眉睫。

“很多基層還是手工作業為主，比如在疫情期間，居委會采集居民的個人和健康信息，很多都是用Excel，在群里填報然后到處轉發，采集的信息滿天飛。”浪潮軟件副總經理張峰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這是一個很明顯的問題，問題的本質就是缺乏電子化。”

在張峰看來，我國政府數字化的發展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即電子化、網絡化、數據化和智能化。目前，很多基層政府仍處于電子化階段，要實現數字化轉型需要從業務協同到數據協同，業務、數據、技術三者相互融合。

政府數字化轉型的困境

疫情期間居民信息采集實際上是基層政府數字化轉型的一個縮影。張峰告訴記者，從全國來講，像深圳、上海等經濟發達的城市，政府數字化已經到達數據化階段，正邁向智能化。其他大部分城市正處于電子化、網絡化的階段，而農村、城鎮的基層政府則還處于電子化階段。

“基層政府缺乏電子化，即缺乏工具，他們的數字化轉型要從手工作業轉變為使用工具來搜集數據。工具不是微信，而是一套基層政府適用的數字化系統。”張峰說，“有了系統之后，基層政府才能夠更有效率、更安全地搜集數據，才能根據數據進行分析做出決策，提出更新的管理和服務模式。”

雖然國家和各級政府一直不斷出臺新政策，加速推動以區域、基層為核心的各項數字化轉型工作。但是，政府數字化轉型并不容易，面臨著部門機構業務、人員、機構調整定位等問題。

張峰表示，政府數字化轉型的困境主要在于兩個方面。第一，條塊未形成一體化。垂直化的政府部門若想實現橫向與縱向開展工作，就需要打破各部門之間的獨立平行孤島，連接成網狀協作的互聯互通大陸，形成條塊結合“一體化”。

第二，業務、數據和技術三者還處于割裂狀態。“許多部門對業務的理解還停留在淺層次，對數據認知不足，無法駕馭善用數據。數字政府的建設需要業務和數據的雙輪驅動，明確政務數據資源的屬性，從業務協同到數據協同，業務、數據、技術三者融合。”

浪潮軟件數字政府事業部副總經理孔慶堅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舉了一個例子，政府數字化就像衣物收納，技術部門可以提供功能豐富、質量上乘的衣柜，但是他們并不了解具體家庭的日常生活需求，而這些需求就是“業務”，也就是說“業務”和“技術”是割裂的。因此，這時候就需要一個收納師，通過了解他們的日常生活，獲取“數據”，從而定制符合業主家的收納方案，以實現業務、數據、技術的融合。

關鍵在于“轉型”，而不是“數字化”

在千行百業數字化轉型的浪潮下，我國各地區、各部門也在一直探索推進數字化轉型。例如北京的“營商環境優化”、上海“一網通辦”、江蘇“不見面審批”、浙江“政府數字化轉型”、安徽“皖事通辦”、廣東“數字政府改革”等。

《2020聯合國電子政務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19年底，全國已經有十個省級地方政府出臺了數字政府建設的規劃或指導意見，作為衡量國家電子政務發展水平核心指標的在線服務指數，我國的排名從2012年的第62位提升至第9位。

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上網門檻的持續降低以及上網場景的日益豐富，我國政府數字化水平快速發展。在張峰看來，我國目前的技術已經發展非常成熟，對于政府數字化轉型，其重點應該是“轉型”，而不是“數字化”。

“目前來說，我國政府的數字化在技術上已經沒有難點了，重點是體制機制的改革。”張峰表示，“例如公安局上面有公安廳，公安廳上面有公安部，這是‘條’，但同時公安局也要聽市政府的指令，這便是‘塊’。所以需要把條塊有機整合，把業務梳理清楚再進行數字化，目前我國也在不斷加大條塊合作。”

在張峰看來，政府的數字化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和意識水平密切相關。“在一二線等經濟發達的城市，人們對政務服務的數字化要求較高，政府也就會不斷尋求先進的工具提升自己的管理服務水平。而基層，特別是農村的訴求較低，數字化的難度較高。因此，需要走城市包圍農村的戰略，以城鎮帶動農村數字化。”

封面圖片來源：攝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