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楊棄非    每經編輯｜楊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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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泉州終于躋身“萬億俱樂部”。

1月19日，根據泉州市委機關報《泉州晚報》報道，經初步核算，去年泉州市完成地區生產總值10158.66億元，增長2.9%。

作為連續22年位居福建經濟首位的最強地級市，泉州使福建完成了萬億城市零的突破，然而這份“優越感”并沒有維持太久——

眼下，中國“萬億俱樂部”正迎來最大擴容潮，今日福州市統計局通報，經初步核算，2020年全市地區生產總值達10020.02億元，同比增長5.1%，首次突破萬億元大關。

611、555、139億元，這是過去三年泉州與福州之間的GDP差值。作為省內“萬年老二”的福州，在“強省會”戰略的影響下，如何實現經濟逆襲，是今年不少人預設的劇情。

不可否認，泉州慢下來了。這種慢不僅是經濟增速，更體現在轉型升級的速度。外界有聲音認為，作為制造業大市的泉州，工業經濟是其立身之本，但較慢的轉型升級速度不足以支撐泉州經濟更進一步。

如何突破瓶頸？泉州瞄向“跨江結盟”。

在最近發布的十四五規劃相關建議中提出，泉州提出將推動“跨江發展、跨域融合”戰略落地見效，在具體措施中，位于晉江南側的“廈門”更被提及9次之多。

廈漳泉同城化走向下一個十年，這次泉州似乎更主動了點。

“帶頭大哥”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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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曾一度與長三角、珠三角齊名的“閩三角”，又與廈門、漳州同屬沿海經濟開放區范疇，泉州的發展一直與區域的協調發展緊密相連。

2002年，福建定下“比全國提前三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位于閩東南的福州、廈門、泉州和漳州地區被列入第一層面，賦予更高更快發展的重任。

在“抱團合力發展”的思路下，福建制定“開展城市聯盟工作總體框架”，廈門、漳州、泉州三市的城市聯盟試點工作于2003年正式啟動。

國家統計局官網的一則分析報告曾詳細分析了該聯盟的基礎。據其比較，三座城市各有優勢、各具特色：

泉州民營經濟發達，經濟總量居全省之首；廈門是國家經濟特區，已構建了擁有國際性港口的海灣型風景城市框架，躋身全國城市綜合實力十強；而漳州則依托“國家級外向型農業示范區”和“海峽兩岸農業合作實驗區”兩個載體，農業經濟發達。

但作為“經濟上的金三角”，競爭態勢卻愈發明顯。2002年，泉州市GDP達1223億元，是廈門、漳州的總和。在此基礎上，泉州提出“淡出閩東南，發展大泉州”的發展思路。

該分析報告也指出，三座城市缺乏協調發展機制，制約其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在漳州期望參與分享發展紅利的同時，泉州與廈門受行政區劃的影響，面臨產業外移的危機。

福建一直有意拉攏三市，效果卻并不盡如人意。

2011年，三市簽署《廈漳泉大都市區同城化合作框架協議》，并于第二年正式啟動同城化相關措施。2014年，《福建日報》刊登報道稱，由于三城訴求不同，導致同城化進展舉步維艱。

時任省政協常委葉順煌曾舉例說，《廈漳泉大都市區同城化發展總體規劃》的編制歷時兩年，卻遲遲不見公布；三市黨政聯席會議只開兩次，第三次因分歧大于共識，想開而開不成。

泉州是三方合作中矛盾較為突出的一方。外界普遍討論，一方面，其與廈門之間“誰來牽頭”的問題爭論不休，另一方面，泉州自身“一體化”的問題仍然待解。

十三五期間，泉州曾定下“環灣、向灣、同城化”的發展策略。據更早前當地媒體報道，所謂“環泉州灣城鄉一體化”，更具體是從過去“一核集中”向“多心多極”的方向轉變，在泉州主城的基礎上同步發展晉江主城。

換句話說，由此，“小馬拉大車”的泉州開始謀劃跨越晉江、向南發展之路，而廈門、漳州正位于晉江的南側。

“工業城市”的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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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開始轉向，一方面源自其自身產業的發展需求。

十余年前，在討論三市合作時，一種觀點一度占據上風：廈漳泉之間的關系，廈門和漳州的關聯度更強，而泉州和廈門有太多相似的地方，比如泉州“海灣型港口工貿城市”的定位就與廈門的“海灣型”城市雷同。因此，在招商引資上，區域競爭“殘酷”。

但在十年的發展過程中，來自市場的分工關系漸明。

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丁長發回顧去年兩市的發展歷程指出，隨著廈門土地資源面臨瓶頸、土地成本不斷抬升，當地產業已經形成向泉州、漳州兩市外溢的趨勢，并使兩方比較優勢愈加明顯。

比如，2017年廈門的三安光電與福建泉州及其下轄的縣級市南安簽署333億的投資合作協議，并同步在當地開工“泉州芯谷”項目。

“與廈門相比，泉州市域面積達11000多平方公里，面積較大，土地資源、勞動力資源都更便宜，包括三安光電、乾照光電等多家知名光電企業均已在泉州的南安、安溪等地大規模投資，發展‘飛地經濟’。”丁長發指出。

制造業加速再布局，進一步擴大了泉州的制造業在量與質兩方面的優勢。

據泉州2019年的統計公報顯示，在三次產業投資中，第二產業投資以8.1%的增速位居首位。

其中，在基礎設施投資下降的同時，其工業投資增長9.1%，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為32.4%；先進制造業投資增長12.8%，占比也達到了14.1%的水平。

在此情形下，泉州第一、二、三產業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0.7%、63.0％和36.3％，二產的優勢地位格外突出。

工業經濟的“獨大”，也讓泉州不得不面對“工業城市”的瓶頸。

一個例子是，泉州人口增長一直較為緩慢。觀察過去10年人口變化，泉州常住人口每年增量基本維持在4萬到8萬之間，且近年來有下降趨勢；若排除自然增長人口，泉州人口機械增長量則一直維持在低增長水平。

泉州2010-2019年人口增量變化（單位：萬人）數據來源：地方統計局

丁長發認為，受限于城市的整體產業結構、環境和品牌等因素，近年來泉州對人口的吸引力趨于弱化，在城市提檔升級的關鍵時期，難以提供與之相匹配的人力資源。相較之下，廈門的人才吸引力占優勢，因此，要加速完成“智造”的轉型，加強與廈門的合作已不容忽視。

具體而言，他建議，一方面，在教育、醫療等廈門優勢領域，泉州加快與之合作，并由此提升自身城市軟環境條件；另一方面，當地在進一步提升制造能力的同時，可考慮將更多涉及研發、商務等上下游部門遷至廈門，既借智借腦，又合作共贏。

強強合作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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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間的競爭與合作、輻射與靠攏、前沿與腹地，隨各種因素不斷變化。

歷史上，作為馬可•波羅的“同儕”，意大利人雅各•德安科遠渡重洋來到泉州，將游記手稿寫成《光明之書》。

當時的晉江儼然顯示出國際大港的姿態——來自阿拉伯、印度、錫蘭、爪哇甚至意大利的商船飄蕩在晉江江面，無數油燈與火把在江面反射下映照出一座當時的“不夜城”。

而隨著時代變遷，曾經作為泉州府南安縣最南境一座小島的廈門，逐漸站上高位。特別是在成為計劃單列市、獲批建立經濟特區后，廈門在閩南地區的中心地位愈加凸顯。

對于兩市的定位，省內也曾進行過一系列調整。

據丁長發介紹，早在1993年，福建就曾提出“以廈門為龍頭”的發展戰略。2003年，福建出臺《關于發展壯大中心城市的若干意見》，福州、廈門和泉州三市被定位為福建的三個中心城市，并形成以三市為核心的城市圈，帶動全省其他城市發展。

但2018年，情況又有變化。福建將原來三個城市群進一步合并為兩個，其中閩東北經濟協作區以福州為核心，閩東南經濟協作區以廈門為核心；其中，重點建設福州、廈漳泉兩大都市圈。

在不久前出爐的十四五規劃建議中，福州與廈門成為福建省內的兩個“龍頭”，曾經的“中心城市”泉州基本僅出現在廈漳泉同城化的范疇內。

在此情形下，找準定位，對于泉州就顯得尤為重要。

廈門已率先有所行動。去年10月，廈門召開總部經濟發展大會，安踏等泉州企業出現在大會現場。坊間討論稱，在對總部經濟“諱莫如深”十余年后，廈門開始高調布局新一輪總部經濟發展。

而“把廈門打造成東南沿海重要的總部經濟聚集地”的謀劃，需要泉州、漳州等城市的共同參與。

而在邁過“萬億”臺階之后，“守擂”的泉州應作何選擇？

在丁長發看來，兩市均應該找出合作的向心力。在市場的合作需求下，兩地政府有必要擴大合作的基礎。

比如，考慮到泉州五大千億產業集群之一的石油化工產業，廈門的石化企業能否進一步投資泉州？而對于廈門，能否改變發展思路，進一步提升經濟滴漏和輻射效應？

他舉例說，漳州角美鎮此前計劃開通到廈門島內的公交，但曾遭遇障礙。“廈門土地財政依賴度較高，2019年房價居全國前列，基礎設施通了，大家就可能不來買高價的房子。”

數據顯示，2019年廈門土地財政依賴度超過50%。丁長發認為，廈門需要學習深圳，找到擺脫土地財政、以技術帶動經濟發展的出路，而這也需要更多來自泉州等地企業在產業再布局上的幫助。

短時間的陣痛或許不可避免。但正如丁長發所言，城市的目光應該放長遠，從單個城市的區域內競爭向與更發達區域競爭轉變，因為只有整個區域向好，區域中的城市才有更大的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