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注：近期，受中國資本市場50人論壇的邀請，兩屆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科所原所長賈康就中國現代化戰略目標以及疫情沖擊后中國經濟的增長與世界經濟態勢做出預測與分析。

賈康  兩屆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科所原所長

在引領新常態的過程中，原來的高速發展狀態要合乎規律的變為中高速，并且要提高發展質量，要有升級版的高質量發展。在中央總體的戰略謀劃和表述上，把2020年以后的15年再到30年，規劃成新的“兩步走”這樣一個戰略目標的具體設計。

以下內容節選自直播實錄：

中國現代化戰略目標和現階段三個背景性基本問題

中國的現代化推進過程，應該講在改革開放之后，進入了快車道。甚至可以說，在鴉片戰爭之后一百多年里，幾代中國人所追求的現代化愿景，在一個越走越寬的道路上實現了。在中央總體的戰略謀劃和表述上，把2020年以后的15年再到30年，規劃成新的“兩步走”這樣一個戰略目標的具體設計。是在往后30年中，2035年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2050年要建成現代化強國。

2010年，我們成功抵御了金融危機之后再次出現了兩位數增長的高速發展局面。從曲線上來看，2010年是一個分水嶺，之后兩年內迅速降落到8%以下。再往后3年左右的時間，經濟緩慢落到7%以下，2015年報出的是年度6.9%。從1992年到2010年，18年左右時間的高位增長速度難以為繼。究其原因，我們主觀的感受到了矛盾凸現帶來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經濟下行過程中間，2013年總書記明確提出了“新常態”概念。而這樣一種“軟著陸”過程，追求中高速落到一個平臺狀增長的意愿，本來是很有可能性的，到2015年下半年以后得以實現。而在實際的運行中間，2015年下半年速度是四季度落到全年的6.9%。6.9%就成為以后12個季度的上限。之后的12個季度之久，低也只低到6.7%。按照經濟學的語言，已經是中期概念。

對于經濟運行的影響是經濟增長速度往下走，2018年下半年開始，6.7%的底線失守。到了19年全年算起來，我們只有6.1%的增速了。這樣是把我們自己已經意識到的發展階段轉換因素和貿易戰以后帶來的對于我們發展的不利因素，綜合在一起看到，原來所說L型轉換沒有能夠穩定。

在這個訴求之下，出現了新冠疫情，首先在中國形成了非常嚴峻的局面，現在雖然還在防范輸入性新的病例，但總體來說局面控制住了。其他的經濟體，要說到美國、巴西、俄羅斯、印度的情況都比中國嚴重。

外部世界這樣一些不利因素又反過來沖擊著中國，我們的經濟在進一步發展過程中間，又有了外部巨大不確定性的挑戰，形成了這樣一種交織的局面。今年一季度，GDP增速一下子落到幾十年沒有過的-6.8%。二季度形成正的3.2%增長以后，把1至6月份合計而形成的增長速度拉回到了-1.6%這個位置上，這是我們面對的基本情況。

這樣一個局面是前面10年視野之內經濟發展階段必然出現的轉換，加上后來不期而至的中美貿易戰沖擊，以及新近帶有非常巨大的沖擊和不良影響的突發疫情。“三重疊加”形成一個具體的局面。

在尋求中高速增長的過程中間，出現了貿易戰和突發疫情的雙重挑戰。最開始相對比較樂觀的，有望實現L型轉換的局面，而現在需要我們再克服后兩個非常不利的因素之后，重新尋找能不能在更低發展速度重心上面去實現。

客觀的講，中國在走上現代化之路之后，工業化、城鎮化和市場化、國際化合在一起，還要伴隨新經濟或者數字經濟時代的信息化，這樣一個生產力解放非常重要的發展潮流。

五個概念合在一起，說到全面改革，還要加上經濟體制改革方面伴隨著行政體系、政治體系改革的民主化、法治化。這些都是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間，我們認為它帶有共性主潮流的因素。中國大踏步跟上時代，就要抓住這些發展的主潮流因素，做好自己的事情。

中央決策層、管理部門多次說的中國經濟基本向好的趨勢也有改變。中國的工業化還有多大的空間？其實中國沿海區域的一些高地，有工業化后期的特征，但是在中部、西部，也包括沿海的一些洼地，總體來說是工業化的中期，甚至是初期。全中國是工業化從中期向中后期為主演變的這樣一個特征。這也符合城鎮化反過來印證工業化發展已有的成就。

與疫情相關的當前突出問題

今年的疫情所造成的經濟運行特征，必然帶來一個前低后高走勢。一季度-6.8變成了上半年的-1.6，其實在一季度3月份就開始出現了明顯的回調過程。下半年我們進一步總結經驗教訓，鼓勵敢擔當、有作為，在應急和優化國家治理能力上要積極創造可能好的局面。

我們現在在新冠的沖擊之下，有以下幾點分析的視角，我簡單提一下。

短期和長期。我們還是要注意怎么樣銜接好可持續發展，這種不確定性在其他經濟體那里表現的非常突出，險象叢生。現在疫苗進展還是傳來了一些確定性、階段性的，給人以欣慰的消息。另外，治療藥物的探索也在積極運行。

總量和結構視角上，我們仍然要特別注意。總量的擴張現在有一系列的政策，這是必須采取的。在結構優化方面，我們仍然要堅定不移的追求以優化結構為主線的高質量發展。需求的擴張當然有必要，現在我們也特別強調擴大內需，這是我們確定性必然導出的方針上的側重。

增量。疫情突發以后，意想不到的很多應急反應動員出來的存量潛力給人印象深刻。比如說中國生產新能源汽車的廠家可以在幾天之內就把生產口罩和防護服的生產線投入運行。當然我們動員存量潛力的同時，特別注意提質增效，增量的邊際上面更高水平的績效是進一步引導整個產出績效的提高。

政策和實施方面的關系要處理好。

相關的一些大家關心的問題，我點到為止的說一下。

前些年在經濟下行過程中間，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不管怎么講困難，CPI一直波瀾不驚，非常理想的在正值的區間波動，一直走到了2019年下半年。后來由于豬肉價格的猛升，帶動著一些食品和食物替代品，包括蔬菜也是替代品系列里面的組成部分，一起跟著往上走。這就有一個CPI在年底前后曾經沖高的過程。現在這個沖高過程已經明顯回落。今天說控制在3.5以下，有很大把握的。

基本的道理是什么呢？CPI的上沖不是因為貨幣供應量過大，它就是因為結構性的問題。前些年我們這方面有偏差的在控制污染，地方政府幾乎不約而同意識到控制由于養豬造成的面源污染，是直接支持他們政績的。所以不遺余力在這方面發力，小型養豬廠特別是大量農戶散養的豬只都被控制住，從存欄數里面大量的消失。過了一定臨界點之后，市場豬肉供不應求。

我們已經習慣看的所謂先行指標，采購經理人指數PMI，能夠看出走線趨勢是高度敏感的。我們現在看到的，疫情出現以后，它一落千丈，榮枯分界線一直落到38左右；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以后，一路沖到51以上。現在是在榮枯分界線上方很低的位置上在演變。我們可以不過多的計較它一個月、兩個月的變化情況，修勻了看，它表現的是一個經濟景氣運行大致的情況。

而進出口，從基本數據來看，2019年的情況比預期稍好一些。那時候還沒有新冠疫情，貿易戰之后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3.4%，今年這個情況一季度是-增長6.6%，跟GDP的負值差不多。二季度比預期好一些，進口只是落到-0.2%，我們還可以密切關注進一步的走勢。6月份實現的出口交貨值，已經由5月份同比下降增長轉為正增長2.6%。以后進出口的情況，我估計還是在風云變幻中間會有一些起起伏伏。總體來說，給人的印象，這個形勢并不是像有些人開始所說到的斷崖式的往下落，或沒有那樣的特征。

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和世界經濟態勢預測

接著我們對于整個發展態勢，從中國到世界方面，做一個粗線條的預判和展望。新冠之前，年初我們還在討論中國年度經濟增速由于貿易戰的影響，要往下再走一走，這個區間要落到6左右。但是新冠之后，有人說我們只能追求相對增速了，最典型的美國經濟是-3，我們能走到+3，那么相對增速仍然超過美國6個百分點，我們和世界頭號強國經濟總量的距離在進一步縮小。

當然今年有一些特殊的保就業措施，我們可以放低一點，到3%左右。過去已經走到1個GDP新增百分點能夠提供200多萬個就業崗位，現在由于其他一些特殊措施，能夠提高到300萬個，也隱含著今年要有3%的正增長。未來，我認為非常重要的就是真問題概念。我們從當下往前面看5到10年，中國要嚴防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們現在已經從中等收入階段一開始所說的3000到4000這樣一個低位，走到了世界銀行可比口徑的中等收入經濟體上半區。

2019年人均國民收入跟人均GDP差的不太多，這兩個指標在中國計算下來口徑很接近，是1萬美元。1萬美元再往上沖擊，我認為有把握應該沖到1.4萬，因為世界銀行每隔幾年要調高門檻。另外，國際經驗表明過這個門檻風險很大，前面六七十年，全球有100多個經濟體到中等收入經濟體上半區以后，再往上沖關成功的是絕對少數，是1/10。中國也要注意到，在沖關的很多經濟體里面，它是在門檻上面來回出現反復，有可能以后再落回中等收入階段。我們如果能沖到1.4萬以上，才敢說坐穩了高收入經濟體的門檻或者說進去以后波動中間比較有把握保持高收入經濟體的地位。

中國一定要有戰略思維，寧可把我們的情況想的更嚴重一些。特別是現在，如果說中美之間的貿易戰已經擴大到科技戰、外交戰，以后還會不會有人們擔心的局部熱戰，都是未定之數。它會怎么樣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速，現在也有巨大的不確定性。所以我們絕對不可掉以輕心。怎么樣嚴防滑入中等收入陷阱，這是一篇大文章，是中國面臨的歷史性考驗。

在宏觀層面要合成一個有效市場+有為有限政府的通盤機制。到了微觀，核心問題仍然是企業怎么樣真正活起來，實體經濟的生意發展尤其是在這些年感覺困難重重。我們的投融資創新要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升級，我們的資金鏈和供應鏈、金融等等創新要注意有一些表現還相當不錯的核心企業。怎么樣通過供應鏈金融帶動上下游大量中小微企業一起發展。疫情沖擊之下，大量的小微企業首先是要生存下來，跟著是要尋求繼續發展。

但是它也有挑戰，說是普惠，也不可能簡單的所有小微企業“推平頭”，它必須有一個具體量值的合理掌握。如果沒有一個基本公正的量化掌握的話，很可能各種拉關系、處關系，這種扭曲的因素會把這個事情搞的烏煙瘴氣。實話實說，我們做研究者也在密切關注，這是對我們執行系統的一個挑戰和考驗。

外部環境方面，中美貿易戰已經升級為技術戰。美國打擊中興得手之后，現在全力打擊我們最代表性的頭部企業華為。這個情況到底怎么樣，只能拭目以待，當然逼著我們必須舉國體制2.0，解決核心技術芯片方面怎么樣能夠突破美國帶頭的打壓問題。處理的好，它能夠形成樣品，能夠帶來由樣品推進到更高層次，類似核打擊之下的報復能力而形成核威懾的戰略平衡，就成功了。

從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特點來看，中美之間生產力層面決定因素是什么呢？是產業鏈的共享。我們現在早早就在產業鏈上，中美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美貿易戰劍拔弩張之際，有代表性的。有膽略的投資家馬斯克，被稱為“男神”式的投資家，在中國上海投資建全球最大規模的外商投資單體工廠，一年出頭的時間，成規模的新能源汽車，特斯拉汽車就不斷下線。這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產業鏈上的共享，可不是簡單的一些極端化政客想把它拿掉就能拿掉。很多心中有數的企業家，還在觀察事態的演變，該出手的時候，他們可能意想不到的就出手。

從中國自己來說，擴大內需也有我們的底氣。全球按聯合國產業系列分類666個細分產業名錄范圍里面，中國一個不少，是最為齊全的。所以我們擴大內需方面，有我們現在這個階段的相對優勢。從未來看，如果我們不能把現在這個最全的產業鏈在中國本土上問高端去提升，我們會面臨兩面夾擊。先進的經濟體技術水平明顯高于我們，而技術水平低于我們的發展中經濟體，他們的低廉勞動成本相對優勢又明顯對我們形成了一個必然的制約。

我們要充分認識，民營企業是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制度概念之下不可缺少、無可替代的重要組成部分。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共同發展，也有現實的混合所有制之路。PPP等機制創新也給了民營企業在PPP方面，按他們自愿原則切入的很多發展機會。

在中國建設過程中間，有效投資還要特別抓住領導人、管理部門現在非常看重的“新基建”。數字相關的“新基建”既是當務之急，又是長遠支撐。它也一定會跟傳統的基建（所謂“老基建”）融合在一起，特別在一些具體的數字中心、人工智能中心，它的硬件建設旁邊必然要伴隨著片區開發、綜合開發，伴隨著各種需要配套的架橋修路、園區、住宅區、醫院、學校、商業網點、綠化帶等等，一個都不能少。合在“規劃先行、多規合一”的總體高水平規劃里面，相得益彰的共同發展，擴大內需又形成支撐長遠發展的結構優化的支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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