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光祥

《中國證券報》4月12日刊發《銀監會重拳治理“三套利”遏制資金空轉 鎖定同業、理財等業務》一文。文章指出，近日，銀監會下發的《銀行業金融機構“監管套利、空轉套利、關聯套利”專項治理工作要點》引發市場關注。此項工作被業內人士稱為“‘三套利’專項治理”，有明確的時間表：各銀行業金融機構應在2017年11月30日前全面完成自查、“上查下”以及監管檢查發現問題的整改和問責工作，并形成報告報送監管部門。

清明節前，在同業存單發行量屢創歷史新高的悸動中，銀行業迎來了季度末MPA大考；近期央行連續十余個交易日暫停公開市場操作的安靜里，等來的卻是金融機構“監管套利、空轉套利、關聯套利”專項治理的“大殺器”。聯系不久前債券質押政策進一步收緊等消息的坐實，我們不難發現在整個資管領域，技術上的閃轉騰挪已經越來越受掣肘。流動性拐點面前，靠天吃飯、靠流動性掙錢的余地也越來越小，對于一些已經有路徑依賴、牌照依賴的中小金融機構來說，錢還能不能掙？究竟怎么掙？已成資管界普遍關心的問題。

與監管套利相關的一系列問題并非我們所獨有，成熟如美國，其商業銀行在州層面和聯邦層面之間的監管套利行動也廣泛存在。但在中國，由于對結構性金融較為嚴格的管制，上述主流監管資本套利模式并不多見。

將資產從銀行賬戶向交易賬戶劃轉是監管資本套利的主要模式。曾有人推測，在極端時期銀行交易賬戶大約有將近80%的資產，源于監管資本套利目的的賬戶轉移，相當于降低銀行資本充足率近2個百分點。配合這一“遷徙”，我們見到過太多的橫跨幾個行業監管，眼花繚亂、層層嵌套包裝出來的金融產品。與此同時，監管規則卻“政出多門”，呈現出一種“彌散”的狀態，無法聚氣聚力。不同種類的金融產品得以分別“選擇性”適用各自的監管規則，其發行條件、募集對象、審批條件和程序、信息披露要求、投資風險分擔、資金使用要求、監管措施以及法律責任等方面的內容均是“各自表述”，從而使得監管套利機會閃現。

“一行三會”雖“守土有責”，彼此之間權力邊界也算相對清晰，但就監管現狀而言，“多頭行事”給監管部門帶來的一個顯而易見的負擔就是“重復勞動”和由此帶來的立法與執法資源利用的不經濟。

各金融機構的產品在法律性質上雖高度相似，但監管規則卻并非統一制定，而是由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各行其是，大多基于各自部門工作需要的考量而出臺適用范圍有限的監管規則。這樣很容易使得金融市場監管活動的整體有效性大打折扣，更無法束縛金融機構業務活動游離于監管體系之外的天然沖動，弱化資本監管效率，增加系統性風險。

我們有理由認為，“三套利”等舊路逐一被封，將悄然改變整個金融業的生態結構。它不僅將從技術上限制同業的盲目發展，還將令表內表外套利無橋可渡，從而整頓通道業務。“影子銀行”拉長的“影子”必將在強光下逐漸矮小甚至消失，資金脫虛入實也有了可能。

否則，舉目望去，都是價格戰的喧囂，做什么都是俗套，去哪里都是窠臼，有套利的錢好掙，哪里還用得著什么創新？此刻監管思路的轉變，既是鼓勵金融創新，也是顧全國家當前經濟大局。“一行三會”監管下的各金融機構應積極研判大勢，告別套利依賴，拿出創新舉措，最終為實體發展添薪助力。

（作者為公募基金從業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