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貴

一向備受關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WB）秋季年會，今年似乎顯得有些冷落。

表面原因是，作為全球第二經濟大國的中國，此番并未派遣四大商業銀行負責人出席會議；而進一步原因，則是面對一鍋亂粥的全球經濟，無論是IMF還是世界銀行乃至各國財經領導人，始終難有大的作為；再深一層次的原因則是：昔日頭頂太多光環的兩大國際經濟組織，如今留給世人的最大印象，卻是越來越力不從心，至今未有太多富于長遠眼光的、建設性的行為安排。

不錯，幾天來IMF依舊在賣力地發布世界經濟情勢報告，也不忘對中國經濟走勢指指點點。表現敬業的拉加德，其經濟學修養與駕馭IMF的水準確實一點也不差。但在筆者看來，戰后以來一直享有太多優越感的西方財經領袖和金融家們，這幾天似乎難掩失落之感。因為假如自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沒有發生，假如經典資本主義最為集中的歐陸國家如今沒有受困于歐債危機，假如美元支付體系依然擁有強大的活力，假如曾是全球經濟之光的日本一直保持穩健發展趨勢，則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財經官員毫無疑問仍會是當今全球經濟舞臺的配角。優越感十足的G7成員國的財長和央行行長們大概少不了又要在本次年會上對中國等國的經濟政策指手畫腳。

只是歷史不能假設，曾經是全球經濟最主要增長動力以及主要經濟與金融符號把持者的發達國家，怎會料到居然已成全球經濟的重負！可不是嗎，連拉加德也承認，歐洲仍然是全球危機的“震中”，最急需政策行動。于是，本周一，總額達5000億歐元的歐洲穩定機制（ESM）正式啟動，西班牙成為優先援助對象，以防止表面強大實際虛弱的歐元區經濟大面積雪崩。不過，要拯救懸崖邊的歐元體系，單靠砌好這堵金融防火墻是遠遠不夠的。即便財政聯盟最終建立，以及區域層面上在促進增長、就業和競爭力改革措施的逐步推進，也未必能幫助歐陸國家找回昔日輝煌。或許，今日歐洲所遭遇的經濟困境，是歐洲古典資本主義在稱雄并把持世界經濟300年之后面臨的范式危機。當然，拉加德同樣認為，美國也是全球經濟面臨的另一個主要風險。即將到來的“財政懸崖”危機，至少到目前為止尚未找到最優解藥。這些年來一直在飲鴆止渴的美聯儲，如今除了不斷打開貨幣水龍頭之外，并無他策。還是曾在華爾街浸潤兩年的中投（CIC）總經理高西慶對金融帝國主義的本質說得直白：美國金融創新的唯一目的，就是從他人口袋里拿錢。

是的，作為由銀行資本和產業資本相互滲透、融為一體而形成的最高形態的壟斷資本，金融資本在現代經濟乃至政治參與中的行為邊界不斷擴大。尤其到了上世紀90年代，當虛擬經濟大行其道時，世界財富觀念更演變成對金融資產的追逐。金融資本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運作力量在財富增值中的作用被無限放大。特別是在以美元為中心的支付體系和無休止的金融創新的卵翼與支撐下，極度繁榮的美國金融資本在締造了令人瞠目結舌的財富繁殖速度的同時，也把本應是經濟發展最扎實根基的實體經濟擠到了一邊。以至于華爾街的金融寡頭和美國政府的經濟高官認為，僅僅靠金融資本就足以統領全球經濟。特別是在金融自由化的號角下，以高盛、摩根士丹利、花旗為代表的金融機構不斷擴充實力，金融衍生產品層出不窮。其中以信貸違約掉期（CDS）為代表的全球衍生金融產品的市值一度高達600萬億美元以上。而從美國金融霸權的支撐體系來看，美國在掌握金融話語權的基礎上憑借其對國際輿論的操控迫使其他國家自覺或者不自覺地跟著美國起舞：接受國際金融慣例變成一種必須與樂意，在規則、概念、議題甚至體系上接受美國的主導并因此放棄主動而為的權利，金融創新的沖動，被執行金融市場價格及遵循行情的商業思維所俘獲。

如今，國際金融秩序變遷正處于極為微妙的時期：一方面，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與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上升，要求美國與有關國際組織全面檢討現有金融政策與金融體系的弊端，進而拿出負責任的前瞻性經濟措施；另一方面，美國等金融主導國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會盡力拖延國際金融體系改革。

盡管發展中國家多年以來始終在呼吁改革IMF和世界銀行的治理框架，包括要求重新審核基金份額、擴大基礎投票權、增加發展中國家投票權比重和話語權、廢止少數發達國家事實上的否定權等。發展中國家要求在設計份額和投票權及其分配的過程中，除了反映已有經濟規模的總量指標，還應前瞻性地考慮能夠反映經濟發展速度和質量的指標，從而保證制度設計的前瞻性和動態的公正性，體現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潛力及相應的話語權，以利于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促進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雖然發達國家盡管也要求改革，但他們是現存國際金融體系的主要受益者，因此并不會真正下決心大刀闊斧地改革現行的國際金融體系，更不愿放棄在投票權上的既得利益。他們對全球主要金融危機的反思，主要目的是要加強國際金融的穩定，以保護本國的利益不受損害。

當前依然嚴酷的金融生態以及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深刻地凸顯出二戰以來作為全球經濟治理重要角色承擔者的IMF，尤其是全球經濟“穩定器”的美國，事實上已無法繼續為全球經濟發展提供安全與可持續的制度環境。所以，全球經濟治理的機制設計與秩序重建比戰后任何時期都更加迫切。改革注定是多維的戰略博弈，既需要重大事件發酵提供時間窗口，更需要替代力量、工具的發育，尤其要破除特權慣性的約束。或許，只有當發展中國家的實力壯大至足以改變世界經濟力量的對比時，他們所希望的改革主要國際經濟組織制度設計議才有進入執行層面的現實可能性。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