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茉楠（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

當下，歷時兩年半的歐債危機并沒有根本性好轉，反而愈發嚴重。從表面上看，是歐洲一些國家不遵守財政紀律，習慣舉債過日子；但本質上，它是歐洲高福利保障制度、經濟發展速度和人口老齡化加劇失衡的結果。經濟發展速度不能支撐人口老齡化加劇引起的高額國家社會保障和醫療支出，導致財政赤字大幅增加最終導致債務危機，這是老齡化國家難以擺脫的結構性危機，而這也給正處于老齡化發展階段的中國帶來極大的警示意義。

西方經濟發達國家率先進入老齡化社會，建立了福利國家制度，并開始推行從出生補貼到喪葬費的一攬子福利計劃，福利國家開始在歐洲風靡起來。在這種國家保障的模式下，政府承擔了公民各種社會保障（醫療、教育、養老、救濟、失業）的資金來源與待遇支付職能。

福利性國家制度的建立，與之相伴的就是政府的長期承諾迅速擴大，這些承諾的最終承擔者仍然是國家財政的巨額赤字。政府對社會基本養老的承諾具有制度剛性，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推進，養老保障覆蓋面擴大對財政的潛在壓力將逐步顯現。特別是金融危機后，長期財政償付能力使一些發達國家的養老保障更加不堪重負。

當前，全球經濟最棘手的問題是希臘債務危機，而希臘之所以發生債務危機與人口老齡化有非常大的關系。隨著希臘人口增長下降和老齡化問題加深，導致經濟社會兩大失衡越來越嚴重：一方面是來自供給層面的資本儲備以及勞動力的貢獻程度大幅下降，進而導致勞動生產率、經濟競爭力下降；另一方面是用于老齡化保障的財政支出卻快速飆升，沒有了生產性增長，最終只能通過政府舉債彌補缺口，并最終導致政府債務危機。

據IMF統計，從2007年至2014年，G20中工業化國家的平均國債負債率 （國債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將上升至近25%。但到2050年，這場危機的成本最多只會有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財政成本的5%。

數據顯示，當前深陷債務危機的歐盟國家中，國有養老金債務是其GDP總和的5倍左右。據弗賴堡大學研究機構報告，早在2009年，這些國家的養老金債務規模就已經達到了39.3萬億美元（30萬億歐元）。其中，德國占有7.6萬億歐元，法國有6.7萬億歐元。目前，歐洲年齡超過60歲的人口比例為全球最大，2009年這個數字為22%，到2050年這一比例將上漲至35%。因此，沉重的債務負擔正在吞噬政府的財政資源，也許這是國家難以真正有效削減債務的真正原因。

人口老齡化問題也令美國財政赤字堪憂，數據顯示，美國應享權益相關的債務從2012年開始將面臨“雪崩”風險,因嬰兒潮一代開始紛紛退休，屆時需要大量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支持。

而處于人口危機邊緣的日本，在2011財年養老金發放金額已經出現2.5萬億日元（289.7億美元）缺口。根據日本2005年人口普查結果推算，日本將分別在2012年~2013年、2016年~2018年以及2038年~2041年這三個時間段迎來退休高峰。其中，在前兩個時間段，養老體系支付壓力將達到頂峰。而日本在2011年~2014年迎來償債高峰期，到期債務總額約達2246萬億日元，約為GDP的5倍，償債高峰與退休高峰的重疊將令日本政府破產風險一觸即發。

作為世界第二經濟體的中國，同樣面臨著老齡化的考驗。今年初，中國老齡辦發布的《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顯示，目前中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達1.43億，“十二五”時期，中國將出現第一個老年人口增長高峰，60歲以上老年人將由1.78億增加到2.21億，并且預計到2050年，老年人口總量將超過4億。

中國將面對與發達國家一樣的老齡化代價，但中國的人均財富與收入僅相當于發達國家的零頭，如何在財政可持續性下，使得我們的養老資源得到公平分配和保障，確實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在加快改革，避免養老保障制度、養老金制度“碎片化”的同時，必須預見到未來中國可能面臨的巨額養老赤字引發的財政危機，否則，一旦危機顯露恐怕就為時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