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6-16 01:37:57
防靜電的地板、身穿白大褂的檢驗員、結構復雜的各種儀器……看到這些場景，《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為自己走錯了地方，誤入了CSI（熱播的美國電視劇《犯罪現場調查》）拍攝現場。然而，墻上貼著的招牌明確地顯示，這里是新基因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基因格）。在成都高新區孵化起步園的一棟辦公樓里，這家創業公司占據著一整層樓超過1000平方米的辦公區。
“沒有一定的實力，怎么能做親子鑒定、基因測序的業務？”新基因格的創始人兼總經理亓（音同“齊”）宇告訴記者，新基因格目前是西南地區唯一擁有司法鑒定資質的民間基因測序機構，而他們的目標不僅于此。
人類有2萬至3萬條基因，生老病死的密碼就蘊藏其中，基因測序技術就好像是解碼器，能解開一個個生命謎團。除了常見的親子鑒定，十年后你可能會得什么病，為什么用某種藥會過敏，甚至一張400年前背面粘了唾沫的郵票究竟屬于誰，都可以通過基因測序找到答案。
“如果說創業成功也是有基因的話，”亓宇說，秘訣就在于“在一公分的寬度，挖出一公里的深度”。從基礎研究到親子鑒定，再到健康管理，他和他的團隊正在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
躋身DNA鑒定領域“剛接到公安局通知，***路段出了車禍，有死傷，讓我去一下。”小余向老板亓宇打了個招呼，匆匆走出辦公室。作為新基因格的一名客服人員，小余的工作是協助相關部門對意外事故中的尸體進行身份識別。“半夜接到電話也得馬上趕到，最近一次去停尸房是在夜里10點。”這個身材嬌小、笑容甜美的年輕姑娘對記者笑道。
在新基因格，像小余這樣的客服人員還有四五位，清一色是年輕、溫柔的女生。
她們的老板亓宇道出其中奧秘：客服人員經常接觸的人，要么是事故傷亡者的親屬，要么是心情緊張前來做親子鑒定的顧客，客服人員親和、淡定的笑容，往往能撫平對方情緒、增加信任。
據了解，目前在成都只有3家機構能做DNA身份識別，一是某大型醫院，二是某高校法醫系，再就是新基因格。一家創業公司如何在權威機構的縫隙中找到自己的市場位置，甚至成為權威機構的合作伙伴？這是新基因格從“5·12”地震中學到的本領。
2008年5月汶川地震發生之后，剛剛組建一年多的亓宇團隊意識到，手中的技術可以在災難中發揮作用，通過DNA檢測鑒定，幫助遇難者家屬“尋親”。經過成都市第三人民醫院的協助，他們很快被派到一家殯儀館，加入了工作人員的行列，協助進行遺體辨認。沒想到，這次幫忙一直持續到2008年底，新基因格協助完成了成都市區所有尋親的遇難者家屬樣本檢測工作，其中還包括35例高難度的DNA比對案例。
經過這次自告奮勇爭取到的合作機會，新基因格也漸漸被相關部門所認識。而在市場方面，這家公司通過開展DNA尋親的公益項目，也漸漸獲得了知名度。
輾轉反側終回國“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北美洲的錦梁園留不住我們，創業還選擇家鄉的這片熱土。”在新基因格公司的墻上，貼著這樣一首“歸去來兮辭”。短短數言間，不僅歷數亓宇30多年來的人生軌跡，還透出創業者的意氣風發。
出生于公務員家庭的亓宇，從小學到大學一路保送，1997年于北京大學電子工程專業畢業后，次年拿到獎學金赴美深造攻讀博士學位。陪伴在他身邊的，是從中學時代就一路相隨的妻子萬華靖。萬華靖從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得到博士學位，并獲得一份年薪20多萬美元的工作，在美國的這些年，兩個可愛的兒子也相繼降生。
2006年，即將畢業的亓宇在美國西海岸找到了一份工作，年薪超過10萬美元。但也許是一路走來都比較順利，即將步入而立之年的亓宇對自己未來的道路產生了困惑：到底是留在美國工作？還是要回國創業？
在美國求學的8年中，亓宇雖然見識了美國社會對個人能力的尊重，但同時也深深體會到，在這個龐大的模塊化體系里，每個個體只是一顆顆螺絲釘。而回國創業，則意味著要放棄夫婦倆在美國打拼了多年換來的安定生活。
糾結多時之后，亓宇最終還是決定遵從自己最真實的內心愿望回國創業。讓亓宇高興的是，在關鍵時刻，他得到了妻子的支持。
“亓宇從小就在班上當干部，組織能力強。大學雖然選擇了電子工程專業，但他最感興趣的是做管理。”在萬華靖看來，亓宇在美國多年，最大的收獲是近距離接觸到美國的商業運作制度和方式。
不做最高深只做最需要創業選擇已定，從什么領域入手呢？家里有一個分子生物醫學博士的妻子，亓宇對生物醫藥領域逐漸產生了興趣。
與此同時，一位美國朋友在這個領域的成功，給了他決定性的啟發。2004年在美國辛辛那提，亓宇通過朋友認識了一名華裔李博士，李博士開了一家名為DDC的公司，專門從事親子鑒定的獨立實驗業務，公司從小發展到大，漸漸占領了全美親子鑒定業務的大部分市場。后來，華爾街某財團看中了DDC，以數億美元對之進行了收購。
李博士的故事對亓宇觸動很大，讓他堅信DNA測序時代的來臨，“如果能像李博士那樣，在這‘一公分的寬度’，能夠做到‘一公里的深度’，就一定會成功！”
2006年，亓宇利用回國探親的機會進行實地考察。他發現，無論是國內的沿海地區，還是家鄉成都，有一個細分領域的市場需求十分旺盛——DNA親子鑒定。當時，國內雖然有司法機構和一些高校具備條件做基因測序鑒定，但面向民間服務的機構卻寥寥無幾，而且檢測費用偏高、顧客等待時間較長。而在美國，75%的DNA親子鑒定都是由獨立實驗室完成。
“生物醫藥項目往往需要投入巨資，而且回報周期長。但做DNA親子鑒定的項目，對資金和技術的要求都相對簡單，先以此為切入點，在市場上站穩腳跟后再說。”亓宇把這一想法和妻子一商量，立即得到她的支持。
同一年，亓宇收拾行李，帶著兩個孩子回到成都，萬華靖則留在美國繼續研究工作，直到2009年，她作為四川第二批“百人計劃”引進人才，回到了家鄉。
亓宇的歸國，卻在家里引發一場爭論——他的母親一面張開雙臂迎接兩個孫兒，一面卻呵斥兒子“不正經工作，學別人做什么生意？”然而，當亓宇真正開始創業的時候，二老還是拿出大半生的積蓄，交到兒子手中。
2006年底，亓宇賣掉家里的一套房子，投入了全部家當300萬元，再加上朋友的天使投資，湊足了1000萬啟動資金，注冊成立了公司，引入設備、招兵買馬。
當時，在國內沿海地區，聚集了不少生物醫藥領域的知名公司，深圳的一家公司就曾向亓宇發出過邀請。這時，有朋友推薦亓宇去找成都高新區技術創新服務中心，或許能獲得一些支持和建議。當亓宇得知，該中心主任李崗是美國馬里蘭大學的生物學博士時，他更堅定了留在成都創業的信心——馬里蘭大學在生命科學方面代表了國際頂尖水平。“至少可以保證我們是在同一個‘語系’里。”亓宇對記者說道。
2010年，在創業4年后，“海歸”亓宇的公司收入達到600萬元，實現盈虧平衡，據預計，2011年，該公司收入將增至千萬元，亓宇當初對市場的“敏感度”正在逐步應驗。
創業觀察腳踏實地仰望星空 “海歸”亓宇在創業中遇到的問題頗具代表性：借鑒美國的模式，解決中國市場的需求，有技術、有想法，關鍵在于如何落地。外界往往只看到“海歸創業”風光的一面，卻忽略了他們曾經歷的辛勞、窘迫和沮喪。
留美8年，通過近距離觀察習得的美國市場成功軌跡，加上來自妻子的技術和精神支持，讓亓宇對回國創業充滿信心和憧憬。然而，在2006年，當31歲的亓宇回到家鄉成都創業時，他也深知自己面臨的挑戰：工作經歷幾乎為零；回到闊別多年的祖國，對國內的企業運作缺乏了解；一家人分居兩地、回國后的文化沖突……
一個鮮為人知的細節是：亓宇帶著兩個幼子回國之初，老大剛上一年級，陌生的語言、環境和溝通方式，讓這個5歲多的孩子無所適從。亓宇的妻子萬華靖遠在萬里之外，獲知兒子的狀況后心急如焚。“回國創業的決定到底是不是對的？”或許，在亓宇和萬華靖的心中都曾無數次這樣自問。
幸好3個月之后，這個堅強的孩子豁然開朗，開始融入新的環境。
看似無關的牽絆、沖突，如果不能及時得到解決，很容易就把創業的激情和抱負沖淡。
相對于其他創業者，海歸們在創業過程中還要面臨更多的挑戰，諸如文化沖突、觀念差異、對市場的理解，甚至是孩子成長教育的困擾等。因此，他們的創業“磨合期”往往更長。
對此，成都高新區發展策劃局局長湯繼強評價道：“文化沖突不是妨礙海歸成功創業的唯一原因。在創業氛圍和政策優惠方面，目前國內的環境甚至要優于海外。”湯繼強對海歸創業者提出的建議是：主動融入和了解國內市場環境，盡快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把各級政府提供的政策優勢、導向優勢轉化成實際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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